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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短板·跟随志愿者行动②|刚需式交通违法怎么

2019-08-21 10:22编辑:admin人气:141


  文/上海观察?解放日报记者 简工博 陈逸君

  “这里不是非机动车道,骑车请下车推行!”早高峰的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上,市民巡访团成员发现这样的情况:时常有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劝阻甚至罚款之后,骑车人随即又骑上车离开。非但不觉得违法可耻,骑车人反而有诸多不甘:“这里没有非机动车道,我要按规矩骑就得兜一大圈!”

  量大面广的交通违法中,时常有这样看似“无奈”的交通违法集中爆发。在志愿者们看来,要消除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应该在道路规划设计上下功夫,方便大多数市民的出行需求;同时在既定的规则上严格执法:“这样的执法才有说服力和执行力。”

  多发交通违法有时空因素

  南京西路、陕西北路毗邻“梅泰恒金三角”商圈,交通秩序一直良好,最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就是不时蹿奔在人行道或机动车道上的非机动车。面对志愿者的劝阻,骑车人时常打量一眼,却无动于衷。这样的情况在这一路段时常发生,尤其是早晚高峰,非机动车开上人行道,在上下班人潮中穿梭,嘴里喊着“当心当心”。

  为什么非机动车要和行人“抢道”?路口志愿者告诉记者,南京西路、陕西北路有其特殊性——东西向的南京西路以及南北向的陕西北路以南,都没有设置非机动车车道,仅有陕西北路北侧设置了单向非机动车道,供往北的非机动车行驶。

  不少骑车人至此便犯了“迷糊”。如果要合法绕行,就得兜个大圈子,于是不少非机动车就混进了人行道或是机动车道。

  “我觉得不能全部将错归咎到违法者,一些路段如果特定的交通违法行为特别突出,说明路段的设置可能本身存在问题。”市民巡访团的成员告诉记者,以南京西路、陕西北路为例,这里并未完全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却仅留一个方向可以通行非机动车,容易让其他方向的骑车人图方便胡乱行驶:“现在是让非机动车走,可能走的道路又非常局限,这不成了诱使非机动车违规的客观因素了吗?”市民巡访团成员到这一路口巡访后,已将具体情况记录并汇报给上级部门。

  除了道路设置的问题,一些频发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和时间有关。交通志愿者发现,在淮海路等道路上街沿划上了禁停的黄线,但到了晚上仍有不少车辆违法停车,将货物搬运至路边的商铺内。而学校周边上学放学时段、停车困难小区周边道路晚上时间等,交通违法行为都非常突出。

  规划管理应满足大多数市民便利需求

  市人大代表戴卫东在肇家浜路和瑞金南路视察时曾遇到和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差不多的问题,短时间内多人因骑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或人行道被处罚,可有人刚刚交了罚金就继续违法。

  在不少志愿者看来,要解决这种看似“刚需式”违法的问题,必须要满足大多数市民便利的需求。他们坦言,目前上海部分道路设置时仅从管理方便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交通参与者便利的角度来设置,导致这些区域交通违法易发高发。一些志愿者认为,交通管理一定要与规划结合,“公共空间的路权要为老百姓提供更多出行方便,这样的执法才能长远,同时要在立法上有所反映,达到‘警不在,法在’的目标。”

  一师附小位于三岔路口处,上学放学时段数以百计的机动车停靠学校门口,违法停车相互影响,堵点效应辐射周边。为解决这个问题,交警在校门口安装了机非隔离护栏,减少违法停车条件。随着断头路新闸路被打通,万航渡路至镇宁路段辟通后路幅宽敞,车流较少,交警经过勘查将其辟为临时停车点。家长将车停放此处后,可以步行到校门口接送孩子,老师和家长志愿者也会在停车点和校门口护送孩子,道路“肠梗阻”问题得到解决。

  事实上,因为现场条件变化,一师附小门前交通管理方法曾再三改变。在一些志愿者看来,根据道路实际情况,管理方式“螺蛳壳里做道场”,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一时一地的交通违法问题。

  既定“规矩”须严格管理严格遵守

  杨浦区一老式小区,私家车数量是停车位的3倍,“抢车位”成了小区业主每天的烦心事,一些晚归的车主干脆停到了马路上。社区民警反复协调,周边的超市同意晚上开放停车场供居民停车,可应者寥寥,不少居民仍把车停在马路上。社区民警调查后发现,车主们抱怨从停车场到小区15分钟路程太远,早上规定时间挪车又太麻烦。“错峰式”停车在上海提倡多年,但真正成功的案例却不多。

  “我在记录时反复斟酌,把交通设施‘最大程度满足市民需求’改成了‘满足大多数市民需求’。”一名市民寻访团成员告诉记者,相对于市民们各种个性化需求,目前的交通资源非常有限,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关键是如何平衡,尽量做到公平。

  记者在采访时曾看到这样一幕:复兴路上非机动车不能通行,有人在人行道上骑车。当时两位市民被交警拦下处罚,其中一位市民一边掏钱一边发牢骚:“我不可能为此绕个圈吧。”在一些志愿者看来,“不可能为此绕圈”正是当下交通违法频发的一大原因:违法者往往只从自己便利的角度出发,却因自己的违法影响他人的路权。

  “公共资源分配除了规划,也需要‘规矩’。”在一些专业人士看来,两者并不矛盾:规划解决“出路”问题,“规矩”则让大家都“有路可走”。

  以目前不少市民反映强烈的非机动车通行问题为例,一些志愿者也建议,合理规划路网设置,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让交通参与者都能找到合理的出行方案,在此基础上对违法者依法严管:“在解决‘疏’的问题之后,就要加强管理力度,让‘疏’出来的需求不至于随意泛滥。”

  【记者手记】

  “刚需式”违法的真与伪

  文/朱珉迕

  交通违法被罚,有人自知理亏,也有人鸣冤叫屈。除了“不抓别人偏抓我”之类的抱怨,一个听上去更动人的理由,便是违法行为实在“迫不得已”。

  “必须要停车”,但没有停车位;“必须要穿行”,但没有横道线……种种“必须”之下,便有了“刚需违法”这个词——是的,我违法了,但这是“刚需”,是“没办法的事”。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都有类似的“刚需违法”。毕竟“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当规则遇上现实的“刚需”,稍有僭越似乎情有可原。

  但正因如此,法律和规则往往被悄然悬置了。

  “刚需违法”这四个字,其实是一个“伪概念”。“有法必依”是法治社会的常识,也是捍卫规则、营造秩序的基础。既然身处法治社会,遵法就应当是无条件的,并没有“选择性”可言。而违法就是违法,也无关“刚需”与否;照章办事、违法必究,同样不需要附加理由。何况,公共空间的布局、供给与规则设定,本来就以公共性为首要标准,不可能点对点地满足一切个性需求。而站在公共需求的立场上,现实中不少“刚需违法”,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刚需”。

  但另一方面,完全无视违法背后的现实需求,也不是现代社会的治理之道。“刚需违法”是个伪命题,但伪命题背后还有“真问题”。有一些“刚需”是违法者的托辞,也有一些违法来自真的无奈。就交通而言,公共供给虽不可能永远适配个人需求,但现行的空间设计和制度设计也并非完美无缺,还是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在一些普遍性的合理需求面前,规划设计和管理也需要作出必要调适,以减少“被迫违法”的可能性。推及其他,任何公共空间的设计者和治理者,都需要不断判别并回应真正的刚性需求,以实现“法”与“理”的平衡。 ? ?

  既有规则便必须严格遵守,不然社会秩序将筑于空中楼阁;而严格执法也应执以“良法”、施以“良策”。这样的相辅相成,理想的法治环境方才成为可能。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文/上海观察?解放日报记者 简工博 陈逸君

  “晚高峰一个路口,有交警来回奔跑,两边还有其他民警驻守,加上特保、协管员,穿‘制服’的算下来七八个,面对这阵势,违法简直是自找麻烦啊!”从徐家汇开车到浦东三林,市民蒋悦发现最近上下班经过的路口,几乎都是这样的场景。

  截止4月26日,上海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已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43万余起,同比上升117%,其中查处10大类突出违法行为123万余起,同比上升137%。

  “这次大整治是不是比过去吹得更猛烈的一阵风?”蒋越的想法,和大多数市民一样。这也正是不少热心上海城市交通管理的志愿者们所关注的问题:上海交通违法行为,不仅要管得严格,还要管得长效。

  “全警动员”不能是单纯的“人海战术”

  为最大限度把警力压到路面,除了全市6700余名交警全员上岗外,基层派出所每天4200余人次警力参与整治行动,市公安局每天850人次、分县局每天约1800人次的机关警力早晚高峰时段上路执勤。

  “全警”真的动起来了。但在志愿者们看来,一线民警的执法状态更加主动积极,也非常辛苦,但这样的状态是否“可持续”?

  以中心城区黄浦区为例,目前黄浦交警共有在编警力430人,平均年龄47岁。全区设有红绿灯的路口362个,其中警力常态覆盖到的路口只有52个,其他路口主要依靠342名交通协管员管理。即使这样,黄浦交警负责人坦言:“当前警力依然存在不小的缺口。”

  “有一次看到社区民警也在清理小区周边违法停车的车辆,这是‘全警动员’一个合理的方向。”在一些志愿者看来,全警动员不应该是“人海战术”,而应该是“各司其职”,各警种发挥自身优势,对量大面广的交通违法行为齐抓共管,重塑风气。

  “过去一些人觉得警力有限,只能在大马路巡逻,所以把车停在小街小巷里,结果造成‘肠梗阻’,但现在更多警察有了处罚权,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一些志愿者告诉记者,3月30日起黄浦区所有派出所巡警开始参与交通违法行为整治,随后全区210名社区民警也加入到交通违法的执法队伍中:“巡警见警率高,社区民警熟悉社区周边情况,他们的加入能发挥自身优势,今后就算不是‘立马路’,他们也能长期参与交通管理工作。”

  在把交通执法权限授予增援的各警种民警的同时,上海市公安局制定下发的“执法指引”则统一依法严管执法标准,并分批次对全体民警开展专题培训,确保民警严格规范执法。

  创新执法方式、降低执法成本方能“可持续”

  “一线交警执法太不容易了!”在静安寺上班的白领肖辉在路口当志愿者时,发现有时处罚一名乱穿马路的违法者居然要耗上20分钟:“明明是自己违法了,却缠着民警一会儿问‘证据在哪里’,一会儿又问‘天天这么走凭什么罚我’,这执法成本实在太高了!”

  这一次大整治中,不少区县公安分局创新出各种执法“神器”让志愿者们赞不绝口。杨浦警方在警用摩托车挡风玻璃下方安装有监控屏幕的行车记录仪,可监测到横向100度范围内的道路情况,拍摄记录可当场回看。民警在日常执勤中发现违法行为,现场就能做出处罚。有志愿者反复看了记录仪的安装位置:“这样可以方便民警执勤时直接取证,为他们执法带来便利,这是降低日常执法成本的一种方式。”

  上海市人大代表许丽萍认为:“上海还是要依靠信息化和从严执法来倒逼交通秩序良性运转,而不是仅仅靠增加警力。”静安交警目前在两个路口试行的高清探头系统,根据交通行为模拟建设一整套模型,一旦系统捕捉的画面中出现与这些参数不同的“异常数据”,系统就会切换进入照片拍摄,还能提取画面中交通违法行为车辆的车牌信息,形成违法图片和一段10秒钟的视频。经民警审核后,这些自动捕捉的画面和视频将成为处罚依据。违法停车、实线变道、逆向行驶、滞留人行道、占用非机动车道等多类违法均可以抓取识别。

  一些志愿者也建议,对大整治期间采取的各类创新执法手段进行评估,对真正有效的管理措施进行推广运用。

  “违法大户”高达300余次违法记录让许丽萍觉得不可思议:“我们要反思,为啥制约力那么低,是否能把违法行为与个人信用挂钩?” 除了“技术”上的提升,不少市民、志愿者们更关心如何从立法上进一步加强法律的约束力和震慑作用。

  在上海市人大代表沈国明看来,此次交通整治能否取得效果,在立法上取得突破,主要依赖于两点:一是,全社会有比较高的道德水准;二是,有比较管用的 诚信体系。他建议,将违法行为与居住证、个人征信记录、保险费等挂钩,这样的地方性法规含金量才会高。

  从“全警动”走向“全民动”

  “你警号为什么没有主动报给我?”、“你没有给我敬礼,我要投诉你!”、“你帽子没有完全戴正,警容不对!”市民寻访团在路口走访时,时常看到这样的景象:明明对方交通违法行为确凿,却偏偏纠缠交警各种“不搭界”的琐碎问题。还有违法者被处罚时,竟要拍交警照片:“让你在网上曝光!”

  不仅如此,交通大整治一个月已查处抗拒民警执法案件264起,刑事拘留109人、行政拘留97人。在一些市民和志愿者看来,“社会守法、尊法意识还有所欠缺,需要社会齐抓共管形成共识和更强大的威慑力。”

  长宁区耀华专修学校外籍副校长杰弗里认为,必须通过加大违法成本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在美国车辆一旦出现违法行为,5分钟之内就会有拖车将其拖走,违法司机只能放下手中的工作向单位请假,办理处罚手续。这么一来,上司也知道你今天违反了交通法规,违法不再是你个人的事。”

  上海一些企事业单位已经尝试这样做。有企业要求员工交通违法后需直接向总经理解释原因,这让上班族感到不安:“罚款就算了,给领导留个差印象可不好改回来。”一些专业运输企业还尝试“叠加处罚”的办法,有驾驶员因违法鸣号,尽管没有被罚款,各种损失却达上千元。

  “为别人纠偏的同时,也增强了自己的守法意识。”马名生是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原本成天与化学试剂、测试仪器打交道的他,这回从实验室走到路口做了一回交通文明志愿者。自此他就再没违反过交通法规:“做志愿者的过程对自己是一种教育。”马名生说,无形之中社会责任意识得到了提升,应该鼓励更多的人走上街头,一同为城市的交通文明出份力。

  自交通大整治以来,不少区县都积极组织市民参与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工作。以长宁区为例,长宁区各级文明单位、两新组织党员、文明社区、文明小区居民群众共1648名交通志愿者和2万余名平安志愿者参与上路整治和宣传工作。

  不少商圈经营者已经感到了交通大环境的变化。“中山公园商圈附近乱停车的现象近来有所缓解,路口没那么堵了,购物者就更愿意来了,心情也更舒畅了,这对我们商家来说也是件好事。”

  瑞强物业也响应长宁区发出的交通文明志愿者倡议,负责人刘向东告诉记者,他能感受到参加过交通文明志愿者的同事身上产生的变化:“责任意识的激发、自律性的提升”是他所理解的“全民动”所带来的更重要的意义。

  长宁区华阳街道党建办主任王麟垚认为,“交通整治要下沉到基层,让更多的市民参与到交通文明整治中来。未来有一天路口的交警少了,但只要人们的意识树立起来了,交通管理才能真正做到长治久安。”

  “希望大整治是一个契机,唤起全社会对交通违法行为的关注。”一些志愿者希望,上海能通过这一次大整治,做到“警不在现场,法自在人心”:“这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所应有的文明素养,也是内核化的‘长效’机制。”

  【记者手记】

  警不在现场 法自在人心

  文/封寿炎

  俗话说,治乱要用重典。面对交通违法高发频发、市民守法意识比较淡薄的现状,只有通过交通大整治,全警出动、全民动员,严格执法、违法必究,才能在短时间内遏制违法势头,取得压倒性胜利。一个月的实践证明,交通大整治成效显著,实现了预期目标。

  交通秩序明显改善背后,是全市上下投入的大量警力、人力和社会资源,公安部门尤其是交警部门、一线交警做出的巨大奉献。不少市民在欣喜之余也不免疑虑:这样的集中大整治能够持续多久?整治力度一旦减弱,交通违法会不会反弹?

  这就需要建立长效性、常态化的制度机制。在交通大整治阶段,执法部门、交通志愿者和社会各界,都摸索出很多切实可行、效果显著的执法经验和监督管理经验。及时总结提炼有效经验,使之成为常规性的机制和制度,再复制推广到全市范围,就能促进集中整治行动向常态化、制度化工作转变,巩固和扩大集中整治阶段的执法成果。

  交通大整治的另一个重要成绩,就是提高了交通法规的普及程度,提高了全体市民的守法意识。公安交警部门加大执法处罚力度、交通志愿者和市民寻访团参与监督管理、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联动治理、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广大市民关注热议,这些都是最有效的法律宣传和法律实践形式。目前,交通知法、守法的浓烈氛围已经在全市形成。这种思想观念层面的改变,以及浓烈的舆论氛围来之不易、格外珍贵。要珍惜、巩固、扩大这一成果,使交通法规和守法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人人认同、人人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是交通大整治追求的理想目标,也是交通秩序实现根本性好转的最有力保障。

  开展交通大整治,目的就是在重典治乱之后,把交通治理纳入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全警出动加大执法处罚力度,目的就是通过打击违法、倡导守法,使交通法律规范入脑入心,最终实现“警不在现场,法自在人心”。当知法守法成为广大市民的普遍共识,成为自发自觉的行为习惯,交通大整治的目标就圆满实现了。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正在上海深入推进。

  近来,工商、质监、食药监“三合一”,上海各区县成立了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试点成立知识产权局,兼具行政管理与综合执法职能;城管领域也开始探索城市综合执法改革……一系列改革有望突破行政管理和执法中多头交叉管理、体制架构不顺、“谁都能管但谁都不管”等问题。然而,改革的成功,还要靠那些自喻为“螺丝钉”的基层一线人员,他们的职业素养、精神状态,直接关乎新一轮改革的成败。

  解放日报·上海观察记者近日走近身处变革大潮的基层一线人员,听听他们怎么看、怎么说。这是这一系列的第一篇。

  由漕河泾城管中队,变成漕河泾街道城管中队,尽管只多了“街道”二字,却着实让做了16年城管的中队长任春晖感到压力。“一块牌子的变更,改变了整个工作节奏。”任春晖说。

  去年开始,上海在探索深化城市管理执法体制改革、做实做强基层城管综合执法上,迈出重要一步。区城管执法局从原来区绿化市容局下面的二级局单列出来,成为区政府的组成部门。相应的,按照“区属、街管、街用”要求,城管执法中队下沉到街道。去年9月1日,任春晖所在的徐汇区城管执法局将13个街镇的城管中队全部正式下沉。

  以前碰到这类头疼的事,宁可不做,也不想惹事

  下沉街道后,漕河泾街道中队还是二十来个人,但执法事项多了不少。“以前职责范围主要在街面,现在要深入到社区去,‘白加黑’、‘5+2’成了常态。”任春晖说。

  这天,任春晖要去上夜班。以前城管执法到晚上10时,很多夜排档、小贩专门候着城管下班再“上班”,区城管有一支机动执法队伍负责夜间巡逻,只有2辆车,难以应付整个区域的街面违法行为,油烟、噪音扰民,常有投诉。现在街道中队每晚都安排人值夜班,辖区有情况可以随时处置。不仅如此,综合执法试点之后,执法事项拓展。今年1月15日起,拆违、物业、环保、水务、出租车管理等8类执法事项交由城管负责,徐汇城管的执法事项已扩展至439项。

  “最明显的变化是叫得动了。”任春晖说的“叫得动”,不完全是指街道“叫得动”他们了,从城管的角度看,他们也“叫得动”别的部门了。在任春晖记忆中,以前疑难顽症一年能解决一两件就不错了,但这半年多时间已经解决了十来件。“很多事情不是单靠执法就能成的,别看是一处乱搭建,处理不当就会激化矛盾,所以说实在的,以前碰到这类头疼的事,宁可不做,也不想惹事,完不成,责任也不是我的。”

  拆违是最典型的例子,以前因为城管、房管、规土三家管,大家多少都有些推诿,边界模糊地带,只能发函请求协助。现在权责明晰,除了存量违建有一部分属于规土部门管,其余都是城管牵头。“在街道的平台上,执法力量整合,遇到难点,大家一起出动。”辖区内一小区有一座形似“蒙古包”的违法建筑,里面住了一老一少,属于20多年前动迁后未搬走,均无业,去年老人去世,骨灰盒就放在“蒙古包”里,居民多有反映但就是动不了。现在通过街道疏堵结合、托底保障,他们终于啃下这块硬骨头。

  晋升快了,激励档次比以往拉得更开

  说起拆违,凌云街道中队城管徐嵩颇感慨。徐嵩大学毕业入职三年,是中队一名法制员,主要工作是普及法律知识,审核办案程序,保证执法的规范。别以为法制员是轻松活儿,徐嵩这段时间忙得脚不着地。凌云区域有一块成片违法建筑,但违法认定难,为何?这块地因为历史沿革问题权属在闵行,徐嵩一次次往闵行规土局跑,甚至搭上了双休日,就为调查清楚土地房屋情况。“执法一定要有依据,用铲土机推倒违法建筑不难,但如果留下后遗症,坍的是自己的台。”

  对于城管这份职业的社会评价,徐嵩也很清楚。“城管被标签化了,网上搜搜,城管总是和‘打人’、‘粗暴’联系在一起。”这次改革,虽然工作量大增、考核要求更严格,但在徐嵩眼里,这是一次“触底反弹”的机会。

  最近,根据上海在城管执法部门推进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的试点要求,徐汇区刚完成439名行政执法类人员职务套改工作,其中362名一级执法员,40名四级主办、37名二级主办,144名获得职务晋升。职务分为10级,城管长期“压级”的情况终于有了突破。

  入职三年的徐嵩因工作表现出色,从一级执法员晋升为四级主办,而任春晖,从二级主办获晋一级主办,目前都已公示完毕。

  动力源于一整套的制度设计。目前城管职务的激励机制还在制订中,但原则已经确定,激励档次将会比以往拉得更开。“一方面,职务序列和激励机制的建立,会让人觉得这份工作体面了。另一方面考核严格可以让不合适的人退出城管队伍。”徐嵩说。

  在任春晖看来,城管形象的“反弹”刚刚起步,现在下沉到基层,与街道的“街管、街用”还在磨合阶段,而更关键的是,城管要更接地气。“城管的活儿,事在人为,人的素质是关键因素。有道是,一句话让人坐下去、一句话叫人跳起来。好的制度,加好的素质培养,一定能造就一支好的队伍。”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 ? 编辑邮箱:shzhengqing@126.com)

(来源: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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