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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总书记6次批示的秦岭违建别墅殷鉴不远,青山

2019-08-20 10:14编辑:admin人气:80


  破坏青山绿水建房盖别墅,在一些地方似乎成为难以压抑的冲动。人们或许记忆犹新,不久前被习近平总书记6次批示的“秦岭违建别墅”事件:1185栋别墅依法拆除,包括原省委书记在内的多名省部级干部落马,教训无疑非常沉重。殷鉴不远,石家庄封龙山又曝出“削山造地建别墅”,目前24宗未取得合法手续土地的违法建筑被拆除;保定秀兰文化小镇别墅群未批先建,是否涉嫌削山造地也正等候调查。

  不顾生态环境保护,阳奉阴违、前赴后继地将青山改造成“房山”的行为,必须遏制!细究起来,其背后反映的问题值得高度重视——

  首先,何以屡禁不止?因为一些官员生态文明意识淡薄,绿水青山在他们眼中就是“唐僧肉”。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有些地方官员,只想着将绿水青山直接兑换成金山银山,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做出粗暴、庸俗且错误的执行,拼命盖房建别墅。

  有分析认为,违建别墅之所以一再上演,开发商为了赚钱可以不择手段,而地方需要招商引资来拉动GDP维持漂亮经济数字,二者“一拍即合”。只要有利可图,一些地方和开放商哪管削山毁林之害。2003年陕西省禁止任何人在秦岭北麓从事房地产开发、修建商品房和私人别墅,但对西安保留了一些文化旅游项目,结果“通过市、区、县、规划、国土部门一路放水,逐渐把旅游项目演变成为房产和别墅项目”。《陕西省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2008年起实施,但“禁墅令”喊了10多年,违建别墅却愈演愈烈。面对这样的官员,青山哭都来不及。

  其次,何以熟视无睹?因为腐败行为暗中庇护,违建被查时往往已触目惊心。不管是秦岭违建别墅,还是石家庄西美金山湖小镇违建别墅,当被媒体曝光时都已成规模。按理,这些房产项目广告铺天盖地,为什么没有及早发现?因为有违法腐败分子一路开绿灯“护送”,结果违建体量日长夜大。中央纪委副书记徐令义讲得很清楚:“违建别墅能大行其道,一些领导干部和管理部门的干部与开发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是重要的原因。”

  从目前几起违建案看,许多别墅项目都是未批先建,“先上车后买票”,边违边建,如果被查也就罚个10万块,或用几套房子抵押罚款,监管软弱无力。正是有一些权力撑腰、做背书,开发西美金山湖小镇的丽豪地产相关负责人面对没有预售证的质疑,敢于昂着头骄傲地对媒体说,“上面对咱这边开着绿灯呢!”再看西安市委原书记魏民洲,被指在2014年秦岭违建别墅大整顿中阳奉阴违,还被曝在秦岭拥有别墅,他母亲说“那是别人的房子,不能住”,可他还是收了。拿了别人的,必定手软,许多违建也因此难以扼杀在初期。

  最后,何以喜建别墅?因为满足了部分人独占宝地的愿望。违建别墅看中这些地方,正在于其优良的自然禀赋和文化资源,如秦岭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封龙山为历史文化名山,开发商叫卖时也以此为商业“噱头”。这些别墅经常在200平方米以上,甚至有的达到800平方米,卖给谁显而易见。难怪有人指出,蚕食这些名山大川、自然风光,开辟为部分人私享的后花园,“传递出媚权媚富的价值取向”。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公园等都是公共资源和国家财富,整个社会应树立这样的观念:美丽山水应为国人共有共享,出再多的钱也不能卖。

  近日有卫星图片显示,地球正在变绿,中印两国功不可没。环境向好,此时,对削山造房的行径更要喊停,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意识还很淡薄,有些腐败总在潜行,有些理念远未深入。

  2月22日,上海市静安区张园地块首批居民集中搬迁,9辆大卡车驶出了张园弄堂。

  动迁居民即将告别手拎马桶、错峰做饭的日子,而百年张园的陈年记忆也再次浮现。这里,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富商大贾、风云人物曾竞相汇聚,而我想讲的是那些曾经在这里留下过印记的金融巨子们的故事。

  王宪臣与张园41号

  现威海路590弄41号与77号是两幢花园住宅,这里曾是金融买办王宪臣、王俊臣兄弟俩在张家花园的旧居。

  王宪臣、王俊臣的父亲王汉槎早年与沈吉成一同合资开过绸缎局,沈吉成是汇丰洋行买办席正甫同父异母的弟弟,后因过继给舅舅沈二园而改名沈吉成,因曾担任过新沙逊洋行的买办,人称“沙逊阿四”,后来,王宪臣成为沈吉成的女婿,王宪臣的姐姐又嫁给席正甫之子席裕昆为妻,这种“强强联手”的“联姻”在客观上也为王家日后的发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席氏家族三代汇丰银行买办

  王宪臣早年曾在钱庄供职,后来由于岳父沈吉成在新沙逊洋行担任买办的关系,进入新沙逊工作,曾一度做到过该行的副买办。1907年王宪臣在沈吉成的关照下,接替席锡蕃(席正甫兄长席素煊之子)担任英商麦加利银行(现渣打银行)买办,直至30年代中叶。有关这段往事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被收录进《旧上海外商银行买办》一文中,大致情节为“沈吉成在担任新沙逊洋行买办时,托当时尚在该行下办事的哈同(即那位后来爱俪园的主人)向麦加利银行大班说了请求,让王宪臣接替席锡蕃在该行中的买办职务,成功后王宪臣曾赠予哈同一笔银子。担任麦加利银行买办后,王宪臣因原买办席锡蕃在位时曾传授给过他一套经营方法,故而席王二人曾订有协议,每年王宪臣需要从买办所得中分给席锡蕃一笔钱,数年后,王宪臣的弟弟王俊臣施计故意在向席借阅这纸协议时将协议撕毁,从此席王两家交恶”。

  近三十年的麦加利银行买办生涯,使得王宪臣逐渐积累起了巨大的财富,约在1932年,王宪臣在张家花园开始兴建起属于他自己的豪宅,这幢房子也就是现在的威海路590弄41号,据说其建筑用地原先曾是张园著名的“海天胜处”。随着这幢花园住宅的开工,王宪臣也在张家花园迎来了他人生的巅峰时期,或许那时的他正满心欢喜的憧憬着自己未来在上海滩金融界即将发生的那些“宏图伟业”。

  威海路590弄41号花园住宅

  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王宪臣的巅峰时期转瞬即逝,就在30年代中期,王宪臣的人生几乎一下子从巅峰跌入到了谷底。

  给王宪臣带来这场“噩梦”的是一位名叫席启荪的席氏家族成员,席启荪,名裕焜,有些资料中也写作“席启孙”,从“裕”字上来分析,这位席启荪应该是席正甫这辈人的下一辈(席正甫同一辈名字中多“素”字、儿子辈名字中多“裕”字,孙子辈名字中多“德”字、重孙辈中名字中多“与”字)。在《江南望族—洞庭席氏家族人物传》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有关王宪臣这场“噩梦”的始末,大致情况为“席启荪钱庄学徒出生,善于经营钱庄,王宪臣与其他人一起开设的钱庄也多会聘席启荪担任经理。1931年,在席启荪建议下,王宪臣一人又投资数万两,与顾联承、孙直斋、宋春舫合资荣康钱庄…其中王宪臣四股半(占大头)……(数年后)由于席启荪过于冒险,几次投资失败,使他经营荣康钱庄陷入困境,蒙受损失,至1935年歇业……为了清理债务,(王宪臣)王家几乎倾家荡产,连张家花园新造的住宅也赔贴了进去”。王宪臣的事业也至此完全付之东流。

  

  威海路590弄41号花园住宅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王宪臣的噩梦仍在继续中,接下来这一幕的上演彻底成为了压垮王宪臣人生的最后一根稻草,《出入于东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一书中将该场“悲剧”从档案深处寻觅了出来,文中记述到“王宪臣本人自以为多金富人,为人奇骄,甚至对自己的亲家也不正眼相看。他为避免儿子将来因遗产纠纷,曾将财产分给四个儿子各20万元,可后来开设的钱庄倒闭需要赔偿,于是召集他的儿子前来,拟将分去的财产召回,四个儿子竟无一人应召前来,王宪臣恼羞成怒,因此一病不起……”,王宪臣的一生最终在落魄中收场。

  王宪臣那幢位于张家花园的豪宅,自30年代后期起开始从“独门独户”转变为“一门多户”。据《张园记忆》引用“张园老住户口述回忆内容所述,“41号至抗战初期被五昌公司整幢租下,并租于来沪避难的各房客……1939年我刚搬进来时,住在41号的房客主要是来沪避难的殷实富户。其中有医生、银楼老板、绸厂老板、中学校长等”。

  王俊臣与张园77号

  

  威海路590弄77号花园住宅优秀历史建筑铭牌

  我们再看王宪臣的弟弟王俊臣和他的张园77号,从现威海路590弄77号这幢花园住宅“优秀历史建筑铭牌”上的信息来看,它设计于1921年,如果从时间上来分析,并假设王俊臣就是此宅首任住户的话,那王俊臣的致富极有可能比其哥哥王宪臣更早。另外不知是否有细心的朋友发现,铭牌上显示的此宅设计者之一Graham-Brown与后来为塞法迪犹太富商嘉道理家族设计“大理石大厦”(现延安西路中福会少年宫)的设计师同名,鉴于这两座花园住宅建造时间接近,故笔者判断77号与大理石大厦非常有可能就是出自同一位Graham-Brown之手。

  威海路590弄77号花园住宅

  王俊臣早年曾在汇丰银行买办间工作,后来在袁恒之担任美商花旗银行买办时(1902-1919)进入该行开始担任副买办,至1919年继任花旗买办直到1932年。

  和王宪臣相比,与王俊臣有关的史料相对更少一些,我们从《旧上海外商银行买办》中可以找到如下线索,“王俊臣担任花旗银行买办后正值“一战”结束,该行有大批金盎司(金币)进口,王俊臣在代理该行出售这批黄金时,通过“收佣金”和“吃盘子”(即报低售出价格)双管齐下的方式获利颇丰。此外,王俊臣还是最早提出使用租界道契(即租界土地“永租”凭证)向银行做抵押贷款的首创者之一”,王俊臣为何要提出使用“道契”来作为申请银行贷款的抵押品,这其中也是有一些原委的,早在晚清时期,“拆款”(短期的贷款)在当时钱庄与外商银行的业务交往中十分普遍,这项业务直到20世纪初叶时钱庄方面都是不需要向银行方提供保证品的,但后来因在“橡皮股票风潮”至“辛亥革命”期间先后有数家较大规模的钱庄倒闭,由此拖累到多家外商银行,故而“拆款”业务也就因此而一度中止过。后为规避在经营同类业务时所面临的风险,也就出现了需提供道契、栈单(货栈收受托存货物时发给货主的凭证)、有价证券等来作为保证品的要求。

  卸任花旗银行买办后的王俊臣鲜有文字可寻,近两年有部名为《张园》的视频纪录片在网络上颇受好评,纪录片受访者之一王美英(王俊臣孙女)向大家讲述她祖父王俊臣人生的最后归宿,“王俊臣后来在抗战中因其大量华界地产毁于战火而一蹶不振,于1944年去世。其去世后家族成员陆续搬出张家花园77号各自另谋出路”。据张园老住户口述回忆,“王家搬出后的77号曾一度被广东籍富商骆义奎(据说骆与永安公司郭家是亲戚)买下,骆家住了两房太太,房子是分给小老婆的,他们也曾因为分家产引起过纠纷,由居委会介入调解……他们家的小儿子在报馆工作…他们家种的杜鹃花很出名”。

  威海路590弄77号花园住宅

  俞佐廷与“紫气东来”

  除了王宪臣、王俊臣兄弟外,徐蒲荪和俞佐廷(有些资料中也写作“俞佐庭”)也曾经在张家花园居住,且是当时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金融界人士。

  据《张园记忆》及《海上第一名园—张园》所述,当时106弄的5号与7号时称“徐家花园”(已拆),原主人徐蒲荪,是上海同丰永金铺和恒孚银楼的老板,号称上海滩的“金子大王”,他的儿子徐和森,于1995年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徐蒲荪酷爱兰花,当时在“徐家花园”内的兰圃曾远近闻名,由谢晋导演拍摄的电影《女篮五号》中安放于男女主角书屋中的两盆兰花“宋梅”和“西神”,就是由“徐家花园兰圃”提供的。

  笔者后来又在杨承祈所著《上海金业交易所始末》一文中找到了一些疑似与徐蒲荪有关的线索,在杨承祈的这篇文章中,“徐蒲荪”虽然变成了“徐补荪”,但笔者认为,这两者极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比如“荣宗敬”就是“荣宗锦”,此文中对于“徐补荪”及与他有关的那家“同丰永金铺”有如下这些记述,“上海经营金子的行业开始于清代光绪初年,当时开设的金号有大丰永、同丰永、天昌祥、恒孚、大丰恒等数家、主要承办清廷皇宫修理金饰需用的金箔……(1921年)9月14日金业交易所召开了第一次理事会,推选施善畦为理事长,徐补荪……为常务理事……1934年上海金业交易所理事,监察人经过改选,其组成人员是:理事长徐补荪……1935年上海金业交易所又改选了理事和监察人,杜月笙插手担任理事长,张啸林、徐补荪……为常务理事……”,一个与清廷有过联系且在后来上海金业交易所中时常“位居三甲”的人,由此可见这位“徐补荪”实在太不寻常。

  

  威海路590弄72支弄11号甲

  现威海路590弄72支弄11号甲,也就是那幢有着“紫气东来”门头的石库门中,也曾经居住过一位当年金融界的巨子——俞佐廷。当年这里曾有一个十分雅致的名字“吟梅山馆”。俞佐廷(1889—1951),名崇功,字佐廷(佐庭),宁波镇海人,早年曾在木行与钱庄学过生意,后来通过自身努力及各种机缘致富,曾先后担任过宁波总商会会长、垦业银行经理、上海市商会主席、四明银行总经理等要职,与宁波帮虞洽卿、朱葆三、秦润卿、小港李氏家族等头面人物都有过很深的交集,为沪甬两地经济的发展与国货市场的开拓都作出过许多很有意义的事情,30年代中期扩建河南路(天后宫桥北)国货商场,招集营业厂商30余家,推动提倡国货此事就是在俞佐廷担任上海市商会主席期间进行的,在当时颇有影响。

(来源:http://www.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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